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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球吧体育山西绛县的苗木骗子为什么这么多

发布时间:2023-08-11 14:28:02点击量:

  谈球吧体育特点是只要你能说出名字的树他们都有,而且价格低的你无法想像。理念是“天底下瞎眼的多了,一天骗他十个,一辈子都骗不完!”

  一个北京客户来蓝田选购白皮松,当时3米的白皮松行情价2600-2800元,北京客户在蓝田转了几天......感觉价格有点高,就通过网上联系到山西绛县,同等品质的白皮松绛县的苗木贩子报价比蓝田便宜1000元,北京客户贪图便宜,就去了......

  去了之后,苗木贩子没有第一时间带客户去苗圃看树,而是帮客户订酒店,吃饭,喝酒......大约一个中午一直没有提白皮松。

  中午饭后,客户要求看树,然后苗木贩子说自己喝酒了,苗圃远,不能开车去了,还请客户放心,看手机图片。

  客户贪图便宜,也稀里糊涂的交了30000元定金。然后回酒店休息,等待第二天挖树。

  第二天给苗木贩子打电话,先是不接,然后说自己家有急事,今天挖不了。推第二天。

  第五天,终于可以挖树装车了,客户要求亲自去苗圃地里看,然后苗木贩子,各种理由,各种借口,就是不让看......等到晚上18.00,说装车好了,才开车拉客户去苗圃,等客户到地里,傻眼了。先不说树形差,要求的是3米的白皮松,看的图片都是一级苗,实际给装车的全部是2.5米的,并且树形很瘦,很差。可以说是占地苗。

  这个时候,北京客户说自己不要了。人家苗木贩子态度立马360度大转弯,要就付尾款发车;不要了,定金不退人也别走。说着说着来了7-8个社会青年,不是光头,就是纹身......

  刘先生家住河南省汝州市临汝镇,为增加收入响应中央号召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需要种植苹果树。3月16号,刘先生通过网络在山西绛县联系一批红富士苹果树苗。于当日从河南赶赴山西绛县前去现场考察,看到这批红富士苹果树十分喜人,随即与联系人刘勇生(音)表示愿意购买这批红富士苹果树。当即商量好价格30元一棵,需2500棵,预付订金一万元整。双方在显示绛县人民政府的稿纸上签署购树协议。签署后刘先生回宾馆,等待对方起土装车付剩余款项。

  晚上接到刘勇生回复,该树不是自己的,对方不卖啦,要不明天看看其它的苹果树?急需苹果种植的刘先生无奈只能答应对方要求,于17、18日在刘勇生的带领下看了其它红富士苹果树。看树过程中刘先生发觉不对劲,所看树木不是偏小便是其它品种,与自己订购果树相差甚远,当即表示第一次所看苹果树才是自己所需,如对方不卖,对方应退回一万元果树预定款,自己去别的地方看看再买。对方一看此情景,开车绝尘而去。

  随后再拨打刘勇生电话,该电话直接摁断,感觉受骗的刘先生随即赶往绛县公安局古绛派出所报案。古绛派出所接报后,按刘先生提供的手机号码,拨打刘勇生手机,要求刘勇生前来派出所说明情况,刘勇生一而再、再而三说随后赶到。直至夜里十点多也没到派出所。因为有协议该所没见到刘勇生,案件无法定性。刘先生无奈返回河南。

  在回河南期间刘先生接到刘勇生电话:“你现在把这事闹到派出所,你想咋办?……明天咱们法院见,花的全是你的钱……”先前承诺给刘先生的退款也从九千,后借故其它理由变为七千、六千。当刘先生把卡号发过去承诺的六千也没打过来。

  看到本报“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走基层”活动报道后,刘先生求助本报,本着负责精神本报安排人员跟随刘先生前去山西绛县了解情况。

  23日,本报走基层人员陪同刘先生来到山西省古绛派出所,派出所工作人员热情的接待了刘先生,针对刘先生的事情,派出所表示一直也很关注!派出所工作人员当即联系刘勇生,刘勇生讲现在在外地周五(25日)才能回。鉴于此事因暂时没有刘勇生的诈骗证据,只能等他回来后问明情况,25日如拒不来所说明情况,所里将安排人员前去调查。

  派出所一工作人员讲:好多纠纷就是法律认识不够,说他诈骗吧打有协议,按合同纠纷处理时间就比较长。这里还是提醒农户买卖物品时最好找正规店面购买,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损失。

  从派出所出来后,刘先生再次来到第一次看苹果树的地方,刚好遇到该苹果园的主人。听了刘先生的事情。该果园主人讲:我的果树怎么会卖?这十来亩果树现在挂果了,每年都有3、4万的收入哪舍得哟,刘勇生我就更不认识了。

  既然果农不卖果树,刘勇生怎么敢指山卖磨?中间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这里只能等刘勇生的交代了。

  山西绛县是全国比较知名的苗木生产交易基地,每年都有全国的客商汇集此处。经商贵在诚信,诚信是经商之道。如无诚信的奸商存在于市场,只会“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这里希望山西绛县管理部门加大市场管理力度,完善苗木市场管理制度,整顿苗木市场交易秩序,还绛县苗木市场一个洁净有序的竞争环境。

  上面这句话,在山西省运城市绛县一带流传甚广。它还有一个相似的版本叫做“中国地方大了,一天骗他一个地方的,十年骗不完!”

  到绛县随便一打听,会有许多人告诉你,这是骗子村的名言。你问骗子村,他们就大笑着说:“知道知道,不远不远!那地方净是坑人的把式……”

  他们口中的骗子村,名叫峪南村,在绛县县城往西两公里的地方,紧靠省二级公路,交通非常便利。村口一座很醒目的房子,上悬公安匾额,旁挂“绛县公安局古绛镇派出所峪南警务室”的牌子。看到这样的架势,一般人都会认为这是当地派出所在峪南村的办公场所。但是只要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个警务室进进出出、来来往往的人中间,不但不见一个公安干警,甚至连穿制服的都没有。如果你口称求助,“警务室”里的人就会拿怪异的眼神盯着你打量半天,告诉你找错地方了。

  那么,这个“警务室”到底是干什么的?往门外看你就明白了。门外竖着一人多高的铁架招牌,铁架子锈迹斑斑,招牌上的白漆底子也脱落了不少,一面已经模糊。另一面仔细辨认的话,可以看到上首三行七个大字“涑源”“果品站”“苗圃场”,下来是苹果核桃等几样农产品和联系电话。房子的主人也会清楚无误地告诉你:“我们是做生意的。”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涑源苗圃”。但凡绛县人都知道,在这个号称占地面积两三千亩的苗圃里,几乎什么都产、什么都种。小到种子种苗,大到建筑用材,各种绿化苗木、园艺花卉、土特农产,只要你能想到的,它都有;只要你能说出的,它都能提供。不论品种,不论规格,你一个咨询电话打过去,听到的绝对是非常肯定的回答:“有!”而且价格足够低——比市场价还低?不,我们的宗旨是低到让你不可思议,低到让你怦然心动,低到让你忘乎所以,低到让你不用催促,就乖乖地掏钱往我手里塞!至于货,没问题,先签了合同交了定金,我开车拉你去看……转上两天,我回来通知你:市场发生变化,货源少竞争激烈,想拿货必须提高价格。不想加钱?也好,那你走吧!什么?你还想要回定金?搞清楚了,是你不想履行合同好不好?定金自然作为违约金没收了!哦,你和我说价格?价格一天一变,我们也要随行就市啊!想告状?好嘛!你告去!我当地人有权有势,还怕你外地的?怎么,还纠缠着不走?来人,给我打……

  经过调查你就会发现,这个所谓的“涑源苗圃”根本地无一垄、苗无一棵的,是彻头彻尾的皮包公司。首创“天底下瞎眼的多了”这句名言的人,就是这个皮包公司的老板,名叫李水龙,现在41岁,小学文化程度,为峪南村村委主任。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初中没念了几天的人,就是他一手组建了“涑源苗圃”这个皮包公司,与村委委员任立军、村委会计李家平、居民组长李平珠、任继红、秦保雷等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打着峪南村委的旗号,以集体的名义,依靠偷梁换柱、以次充好等手段,专门诈骗外地客商,短短几年就敛聚到千万钱财。如此败坏集体名誉的行径,如果不加严惩,对我国农村基层自治的合理性和权威性,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低价诱惑只不过是所有诈骗行为中最基本的一种而已。与峪南骗子们发明或发扬光大的其它诈骗手段相比,它太直接、太明显,太容易造成反弹,高明的骗子,都做的比较隐蔽——我不急,我不说,我就等你客户开口。你客户急了,自然要询问为什么。我两手一摊,呀,不好意思,市场提价了……即使外地客户忍气吞声,愿意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拿货,也未必就能早走早安心。装车时,你会发现,这些人组织回来的货,规格不一,良莠不齐,其中能有百分之三四十的合格品就算幸运了。以果树苗为例,最常见的是高度不达标,胸径不够格,根系部分太短——甚至挖苗时不注意铲掉根的残株也凑在里面充数。有可能,他拿来的根本不是你要的品种,或者干脆就是脱水好几天、可以当柴烧的死苗子。这种以次充好、鱼目混珠的手段,主要用来蒙骗那些眼光不高、防范意识不强的“生手”和人员过少、查验力度欠缺的“独户”。

  李水龙等人专门在晚上视线不好的时候组织货源,货到后一方面派人拉着客户说话影响验货,另一方面趁着客户注意力被转移的机会,这边装车那边卸货,卸下去的拐个弯拿来继续装……有的客户就很郁闷,明明装车的时候我点好五百箱整,怎么回来咋点都是四百三?

  东北有个客户要一车柿饼,李水龙从万荣拿了点样品给他看,霜色特别好,客户很满意。但是上货的时候,李水龙私下里低价收了一大堆本地柿饼。本地柿饼结霜不好,难看,为了掩饰,李水龙居然想出了用滑石粉裹一遍的歪点子。一番鼓捣,骗去东北客商11点5万元的货款。东北客商回家发现上当,来绛县找李水龙理论,李水龙一伙把他骗到闻喜关起来饿了三天三夜。放出来后,东北客商跪在绛县政府门前嚎啕大哭,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到山西来……

  令人无法想象的是,靠骗人得利,靠违法赚钱,这样的致富“捷径”,发财“金点子”,在当地不但没有得到打击和遏制,反而越来越多的人追捧和效仿。峪南村这个只有三百来户的普通北方小农村,有电脑的超过二百家,还有几十家在计划购买。以户均拥有率而言,比起那些经济发达地区的乡镇也不遑多让。是他们在积极主动了解世界,或者热情踊跃学习先进科学文化知识?不是!大部分人购买电脑的目的只有一个:发广告!只要有电脑,就能发广告,只要发广告,就能赚钱——这是李水龙为峪南村人创造的“致富模式”。

  李水龙的发迹不是偶然,它和绛县的历史背景有很大的联系。要了解李水龙这个人,就有必要对绛县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状况做一个回顾。

  1979年,绛县农业技术员秦国民研究野山楂育种获得成功,开创世界山楂育种育苗。可惜限于时代背景,未能广为种植。1984年,时值改革开放春风劲吹之际,全国人民大搞经济建设。绛县作为中国北方一个典型的农业县,没有矿产资源,没有交通便利,发展经济先天没有优势。县委政府领导在发现山楂这一新生事物后,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讨,制定了以大面积种植山楂、发展山楂加工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政策。事实证明,这一步确实走对了路子。到八十年代末,绛县已建成山楂园5万亩,年产山楂10万吨,成为驰名全国山楂县。绛县的山楂个头大、口感好,病虫害少。以山楂为主要原料的山楂系列产品——山楂糕、果丹皮、果汁、维之王山楂糖,生津开胃促消化,是老人孩子都喜爱的佳品。市场最好的时候,山楂果能买到两元一斤。即使以最低价0.3元每斤计算,仅商品果外销一项,每年就能为绛县人民赚回两三千万元,合人均一千多元。这在八九十年代还是令人羡慕、无法想象的高收入。前来绛县购种、购苗的外地客户,从81、82年起日益增多,到85年进入高峰期。特别是绛县1986年召开了全国性的苗木展销会,进一步促进了以山楂为主的苗木热销。“一亩小财主,三亩万元户”,在那个时侯,种苗卖苗发家致富,令多少人从梦中笑醒,又让多少人满怀憧憬。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些人,他们用自己孜孜不倦的努力,成功地破坏了绛县的苗木市场,也使绛县苗木兴县的发展大计中途夭折。

  外地人到绛县,人生地不熟,自然希望得到当地人的指引和帮助。有需求就有市场,苗木中介应运而生。最早的中介,只是为供需双方牵线搭桥,通过促成生意,从中收取一定的费用。他们的行为加快了物资交流,促进了市场繁荣,可以说是值得提倡的。后来有部分精明的中介,利用供需双方通常无法见面的机会,低价购进苗木,转手加价卖给不辨行情的外地人。严格地说,这已经不是中介,而是投机,用当地人的话来说,他们是“贩子”。获利较单纯的中介丰厚,成为绛县的苗木中介们竞相采取的方式。还有部分人,纯中介挣钱少,做贩子又没本钱,那些自以为聪明的极自然地就找到了第三条路——骗。八十年代中期,人心还没有那么险恶,大部分人的防范意识都不强,甚至连做生意要完善合同都不大重视,这都给了骗子们可乘之机。

  骗子多是以团伙出现,有利则聚,无利则散。那个时代的骗子团伙有个很时髦、响遍全国的名字——皮包公司。纠集上三五个人,在车站旁的小旅馆租上一间房,挂个粗制滥造的招牌,你封经理,他当主任。之所以都是领导,一方面大家合伙经营不分主次,另一方面被苗商追上家门也能互相推诿——“你找X经理去,我不管事”。推不过就抵赖,赖不过就躲着。反正都是本地人,随便找个旮旯钻上十天半个月,要债的走了再继续出来兴风作浪。

  峪南人就是这类皮包公司中的杰出代表。峪南地近县城,步行不过半小时。村北有深沟,村南有河滩,东西短南北长,下辖刘家胡同、拓家坡两个自然村,不知情者经常容易搞混,这都为骗子们逃逸、隐匿提供了便利。有此天时地利,骗子想不猖獗都难。“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峪南不到千人的小村子,就有各类“经理”“主任”“场长”五六十人。刚懂事的小孩子,在别人问到他爸爸的行踪时,都会兴奋地说:“我爸爸‘逮货主’去了!”

  “逮货主”,这是一个多么形象生动的词语啊!但是这个新名词的诞生却是混乱社会秩序、破坏经济发展为代价换来的。我们可以怀着沉痛的心情设想:如果没有这些人,也许现在的绛县就是响当当的农林大县,也许绛县人民早就步入小康生活,也许绛县会出现另一个华西村,也许……这一切都只能作为想象,永远存在于绛县人的记忆中了。

  李水龙青少年时,就是跟着“前辈”们到县城“做生意”,通过耳濡目染、亲身参与,学会了坑蒙拐骗的全套本领。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他会说话,善于察言观色,能软能硬,可大可小,又有胆量、有手段,着实宰过不少“肥羊”。然而好景不长,进入90年代后,绛县苗木市场迅速萎缩乃至崩溃,许多皮包公司开不下去,“经理”“主任”们做鸟兽散。大部分人从此退出江湖,洗手不干,只有极少数如李水龙之流仍然坚持“守株待兔”。1996年全国“严打”时,绛县县委政府下大力气整治流氓犯罪和团伙诈骗行为,李水龙拐卖妇女、诈骗苗商,也在严惩之列。听到风声的李水龙狼狈逃回峪南村,广撒钱财,上下打点,才侥幸得脱牢狱之灾。

  二十世纪的最后两三年,绛县的山楂市场虽然没落了,但是勤劳的绛县人另辟蹊径,充分发挥他们种植山楂时积累的果树管理经验,引进别的水果,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又重新迎来了曙光。以县城二十公里以内论,就形成了马堡的苹果、李堡的梨、东荆下的桃、义沟桥的葡萄、韩庄的大棚草莓、西录的油桃等几个大规模果类生产基地。就是一度因盛产骗子而名声在外的峪南村,也有不少人踏踏实实地种地,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汗水,迎来真正致富的契机。高保安、任永志、马玉林、赵贺华、任水利、崔宏慧、郝安才、李克彬、任公社、任建设、任新民、任水渠、崔宏志、崔宏义、任万君、任万顺等种苹果,哪一年都收入上万。郝根旺种杏,虽然品种不好,但上市早也能卖个好价钱。峪南村的大粒樱桃,个大味甜,色泽鲜艳,挂在树上喜人,摆在路边畅销。前后用不了一个月的时间,亩均收益超过三万。种樱桃的拓尚礼、李志平、李正龙(李水龙亲兄)、张为武、成保同、崔宏法等人,在村里那都是人人称道的致富能手。

  绛县的果品交易悄然兴起,苗木市场也一点点地复苏。其它由绛县销往外地的如柿子、核桃、朝天椒等农产品,地黄、青翘、黄芩等中药材,侧柏、刺槐、冬青、花椒等绿化、经济作物,也在连年增多。

  市场兴旺了,企图浑水摸鱼的人也就多了。老一辈的皮包公司经理们,经过一段时期的劳动,都有了相当的积累,而且子女也大了,到了婚嫁的年龄,他们不愿意再被儿女后代笑话,重操旧业者寥寥无几。只有李水龙这些正当壮年,刚尝到不劳而获的甜头,梦想着一日暴富,雄心勃勃要“骗尽天下”的人,像苍蝇闻到了腥味一样,重新结成伙,抱成团,叮了上来。

  与八十年代相比,这些新兴的骗子团伙有了显著的变化,多了一些具有时代气息的新特点:

  一、年龄年轻化。老一代骗子,大多年龄在四十以上,有头脑、重策略却胆小怕事,稍有风吹草动便闻风逃遁。新骗子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少年时在村里都是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他们有干劲有冲劲,天不怕地不怕,信奉金钱万能,善于拉关系,找交情。

  二、行为职业化。老一代骗子虽然也论团伙,但基本没有组织性,今天三个明天五个,流动性很大。骗子间是合作性质,经常有为了做某出生意而联合,做完即散伙分家的现象。一年换上四五回合作者,屡见不鲜。新骗子团伙则有主有次,有主管全局发号施令的经理,有联络客户组织货物的业务员,有维持秩序处理闹事的保安,有散发传单、刊发广告的宣传员谈球吧体育。具体利益的分配由经理说了算。其他人都以个人贡献、业绩享受经理分配的工资,靠经理过活,对经理有很强的依附性,总体情况类似雇佣员工的私人企业。这类团体因为其本身的非法性,一旦形成规模,极容易蜕变成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地方恶势力。

  三、地位提高化。老骗子都是农民出身,他们畏惧国家权力机关,畏惧执法部门。一旦事发,几个派出所民警就能把他们叫去询问。而新一代骗子中的首脑人物,几乎都窃占着农村基层如村委主任、村委委员、居民组长等职务,与乡镇党委政府有极好的交情,甚至县委政府、各局机关都有为他们说话的人。尤其是关键部门如公检法等,经常是他们的座上客,吃他们的贿赂,收他们的敬献,为他们的不法活动大开方便之门。

  四、手段多样化。老一代骗子们唯一的手段就是“逮货主”,挖坑设局。货主精明,他们就没办法。新骗子手段先进,他们懂得主动宣传自己。在本世纪开始那几年里,主要采取的是印制好广告传单后派人到外地客流量大的地方如郑州、洛阳、武汉等地的火车站汽车站散发的方式。如峪南村的任万年,每年总有两三个月要外出去雇主散发传单,05年的时候就能拿到1000元的月薪,这对一个年近6旬的农民来说,绝对是一个美差。2003年以来,绛县的信息化建设飞速发展,利用四通八达的网络做广告,发布供求信息则成了骗子们的主要手段。他们利用各个苗木、农林、花卉园艺、土产供求等网站可以发布免费供求信息的机会,大肆发布虚假供应消息,引诱不明线年,大量专门做供求交易信息交流的网站推行会员制,按年收费。不低的费用一度将贪图免费的散兵游勇拒之门外,逼得他们不得不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个骗子团伙,充分实践“团结的力量”。

  在大多数小骗子们还在起劲地寻找能免费发信息的机会,或者为了一年几百的会员费犹豫不决的时候,李水龙早已经走在了他们前面。他他不但加入了多个供求网站的会员,更拿出大笔资金,广建独立主页。我们可以简单的算一下,一个国际域名一百元年费,国内域名三百元年费,网上能找到的属于李水龙的顶级域名不下十几个,仅此一项每年就开支数千。还不包括付给各网站的主页制作费、首页置顶费、图片字幕广告费……以前我们常说骗人是“无本生意”,可是通过李水龙的行为,我们必须修正自己的认识了:当骗子也是要资本的。

  峪南村里做生意的多,舍得投资的骗子也不在少数。可是几年的生意做下来,只有李水龙的生意做得最大,只有李水龙的钱赚的最多。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他特别聪明,是因为他特别有眼光?不是,最关键一点,前面说过了,他有一个金字招牌,这个招牌叫做“峪南村委会”。

  所有和李水龙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来了外地客商,李水龙的手下总要不厌其烦地一再介绍“这是峪南村的村委主任”。这么做用意无非两点:一者说此人是村委主任,主任不大,好歹也是个官,是官就有些威信,总比老百姓多点信誉度;其二李主任每次做生意签合同,用的都是村委主任的头衔,盖的都是村委会的大章。别说,不明就里的外地人还就信这一套,觉得和集体做生意不当紧。一旦放松警惕,结果只有吃亏上当认倒霉了。可是上了当,他们也不认为是被李水龙骗,非说峪南村里坑了他们……

  峪南村何辜,不过是出了几个骗子——让骗子当了村主任,活该峪南背黑锅!对峪南人来说,把他推上村委主任的位子,无异于引狼入室、自掘坟墓,悔之晚矣。现在,就让我们回头看看李水龙从一个地痞无赖、社会渣滓如何摇身一变成为村委主任,又从普通村委主任升格为县人大代表,再到利用人大代表、村委主任的名义大做骗子生意、大搞不法活动的“三级跳”:

  一、随着社会的发展,皮包公司市场越小越小,个人名义很难引诱他人上钩。李水龙经过一番苦思冥想,瞄上了村委主任的位子。1999年,峪南村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李水龙利用前任失德的机会,抓住前任经济问题穷追不放,并做了清查财务、公开政务、资助优秀学生、照顾孤寡老人等承诺。当时的村委实属烂摊子,收入少开支多,欠款一片,几乎无人接手。李水龙靠诈骗积累了相当的财富,可是在峪南村恶迹不彰,大部分人都抱着“李水龙有钱,想必不会贪村里这一点点钱”的心态,投了他的票。李水龙刚上台那一二年,没有兑现任何承诺,也没有在村里做多少出格的事。虽然外地人仍旧受骗,但虱子生在别人身上自己不疼,峪南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稀里糊涂就过去了。

  二、2001年,刚由城关镇、中杨乡、勃村乡三乡镇合并而来的古绛镇进行镇人大代表选举。李水龙担心有人从中作对,一不喇叭广播通知,二不召开村民大会,而是指示手下人打着体恤老百姓、避免麻烦的旗号,抱着选票箱上各家各户的门,看着他们投票。因为刻意避开了反对者,所以经过一番暗中操作,李水龙居然“全票当选镇人大代表”。狐群狗党奔走相告,免不了一番庆贺。就在李水龙踌躇满志准备参加人大会的时候,他拐卖妇女的事被人揭发,公安机关将其刑拘。同时,镇人大常委会在对其代表资格进行审查时发现,李水龙超生二胎,严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根本不具备参选条件。当即撤销其代表资格,并责成有关部门严肃查处。可是随着新老常委班子的接替,对李水龙违规当选、违法生育等问题的审查工作竟不了了之。

  2007年3月,绛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峪南和邻村申王坡作为一个选区,按要求各提名一人为县人大代表候选人。在下达提名代表候选人通知时,镇党委再三强调:“代表候选人必须是非党人士”,私下里又要两村党支部“不要在下发的推荐表上填写具体提名,只把党支部章或盖了章的空表上交即可”。据申王坡村党支部成员反映,在接到通知的当时,就有古绛镇领导尹兵涛做他们的工作,劝说他们把代表名额让给峪南李水龙,被他们拒绝。尹兵涛又通知他们必须在提名表上写李水龙的名字,说这是镇党委的意见。申王坡党支部不敢有二话,只好草草盖章上交空表了事。之后,尹兵涛便多次以自己的名义宴请申王坡党支部成员及部分选民,作陪、买单的都是李水龙。李水龙还申王坡给党支部每个人都送了大礼包,“内有名贵香烟、好酒、蜂蜜等物品,价值200元左右”。峪南村党支部虽然也接到了类似的请求,但时任峪南村党支部书记的马如杰和支部成员在经过慎重考虑、广泛征求民意后,提名村民拓尚礼为代表候选人。因为没有按领导意图行事,马如杰被镇党委斥责“办事不力”。

  张榜公示代表候选人阶段,镇选举领导组3月15日在峪南村首榜公示的提名代表候选人为申衍丕、李水龙(前者为申王坡村人),3月23日次榜公布正式代表候选人为李水龙、拓栓柱(后者为峪南村人)。

  选举时按要求开选民大会,统一投票选举。但是峪南村事先没有通知哪天选举,选举当天也没有召集选民开会,仅在某村民墙外(不是村口)挂了一条横幅,就算开了选举会。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主持选举的竟然是所谓的代表候选人李水龙,作为选举当然主持者的峪南村党支部居然无人到场。在选举过程中,李水龙又一次玩起了“选民不动,票箱子乱跑”的把戏,指派手下跑村转巷找选民,当面发票,当面填写,当面回收。据曾经为李水龙办事的人说,被当面监视填票还是好的.要是碰到铁将军把门的人家,就估摸着选民数胡乱拿几张选票划了塞进票箱。跑了不到一半的家户时,这些人疲了,不愿意再跑,干脆就把剩下的选票都划上李水龙的名字,拿回去交差。

  这不是选举,而是胡闹,是肆意践踏公民权利。但不管怎么样,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在镇党委的直接干预下,李水龙终于如愿以偿把“县人大代表”的桂冠带到了自己的脑袋上。大帽子戴了一段时间以后,李水龙似乎嫌县人大代表不过瘾,公然自我升级为“市人大代表”,在网上招摇撞骗。

  三、李水龙的皮包公司,最早叫做“汪洋苗圃”。因“汪洋”系其化名,个人色彩太浓,在当上峪南村委主任后,改为“涑源苗圃”这个颇具地域特色的名字(涑水河为汾河最大支流,源出绛县陈村镇,流经峪南村最南端),以此来彰显“集体企业”这一性质,加强说服力。在当上人大代表后,李水龙不但到处宣扬自己人大代表身份,而且将“涑源苗圃”进一步更名为“绛县涑源人大苗圃”“绛县人大涑源苗圃”“绛县人大苗圃”,诡称该苗圃为绛县人大主办,是绛县人大的“官办企业”。

  如此一来,李水龙本人完成了“商——官——官商”的三态变化,他的骗子公司也由个人、集体一跃而成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有了这三级跳,再加上地方政府的袒护,李骗子终于苦尽甘来,修成正果,从此可以安心行骗了。

  外地人被骗子真真假假的身份所迷惑,被骗子的花言巧语所蒙蔽,可以说吃尽了苦头、上够了当,还无处诉说。那么,李水龙对峪南村就完全无害吗?不是!从他当上村委主任起,他就没有多管过村里的事。除了婚丧嫁娶等场合,很少能见到他的面。村里的大小事都扔给副手支应,自己则专心致志“做生意”。加上他能说会道,时不时抛出点小恩小惠笼络人心,这一切都给峪南人造成一个假象,认为他只对赚钱感兴趣,不会祸害村里;认为他还有一点儿邻里感情,不会坑老百姓。可是直到后来,人们忽然发现,这哪里是不吃窝边草的兔子,纯粹就是一只喂不饱的白眼狼!

  早些时候,村里没什么收入。除了交公粮后落点提留,就是每亩几十块的经济田承包费。一年到头别说盈余,怕是还要欠上不少外债。取消农业税后,连提留都没有了,村委更显得捉襟见肘。当时农村的普遍情况是村干部没人当,叫谁干谁躲,最后还要乡镇政府、老村委们逼着新干部上台。在这种情况下别说捞了,如果不乱摊派,当村干部的贴钱几乎是一定的。李水龙所图者大,几个小钱还是不在乎的——村民利益可以保全,李水龙生意可以做大,倒也相安无事。

  但是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日益重视,农村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不但政策上有了很大的调整,鼓励发展特色农业,鼓励科学种田,更大幅度提高了对农村的投入,着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村村通”“农村远程教育”等。同时以现金形式给予农民种粮补贴,发放额度逐年增加。以小麦为例,一亩小麦补贴从最早的10元增加到现在的60元。农民的收入多了,生活好了,生产热情也高了。这是托政策的福,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老百姓创造的幸福生活。可是落在有些人眼里,农民们肥了,可以宰割了;村委宽裕了,有油水可捞了。李水龙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发现了其中蕴藏的无限“钱途”,然后毫不犹豫地伸出手去。这几年峪南村的所有建设项目,只要打李水龙手中过,他总要想方设法抠下一部分来。巷道硬化,昧了一半水泥;吃水改造,新水塔建好就漏,李水龙家同时盖的厕所却不漏;种粮补贴,村委会成员全部“吃空饷”,光会计李家平名下就虚报小麦五十多亩;县里开建一级公路要征地,李水龙造了几十眼假坟;新路投入使用后路边近百亩良田落入李水龙眼中,吵吵着为了新农村建设要大卖院子……当然了,这是峪南村内政,与本文无关,略过不提。为了长期把持村委主任的权柄,为了把这只会下金蛋的鸡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李水龙对外金钱开道,贿赂上级领导。对内则采取各种手段,巩固自己的统治:

  峪南村有一批老党员,他们重党性,讲原则,虽然限于能力无法带领峪南村致富,但把是非分得很清,多次反对李水龙的害农政策,限制他在村里胡作非为。李水龙想入党,做梦都想。被买通的古绛镇党委屡次要求通过李水龙入党问题,也是他们坚决予以。李水龙对他们恨之入骨。

  要求入党、压制入党都行不通,李水龙走起了“曲线入党”的路子。他先是腐蚀拉拢部分党员,要求他们支持为自己开车的任立军“夺权”。又公然挤兑村党支部书记赵建午,多次在党务、村务上与赵建午扯皮、闹矛盾。赵建午性格懦弱,不敢站出来与李水龙针锋相对,又不愿意和他同流合污,受气不过,愤然请辞。无奈之下,六十多岁的老支书马如杰,不得已拖着病体,又挑起了党支部的担子。结果病情愈重,没两年就与世长辞。老支书病逝,李水龙想让任立军代理党支部书记。但在党内表决中,大部分党员还是坚持由赵建午代理党支部书记。李水龙阴谋落空,终于认识到自己或者说任立军在峪南村所有党员中的形象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好。一门心思想“控制党支部”,只不过是做美梦而已。所以在部分党员要求正式选举党支部书记时,李水龙一再阻挠,刻意指使任立军等几个投靠他的党员以“事忙”“没工夫”“顾不上”等理由拖延党员会议的召开。最后挡不住了,居然在党支部选举会场外大放厥词:“峪南村要党支部砍求哩!”“还不如哩!”主持选举的领导组成员、七区区长赵建设予以制止,遭到李水龙辱骂。李水龙还召集一帮打手要“给他点颜色看看”,幸亏选举组其他领导和在场群众阻拦,才没有把事情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李水龙独断专横、气焰嚣张,可见一斑。可悲的是,李水龙能如此猖狂,却正是古绛镇原党委书记白海珠、现党委书记王辩明一班人纵容、袒护的结果。就在村党支部选举结束后不长时间,王辩明还曾当面对新当选的峪南村支书赵贺进说:“不就是李水龙入党的问题吗,赶紧给办一下……”

  李水龙伸向党支部的黑手暂时被斩断了,但他身为峪南村的村委主任,要对村、组两级动手就太容易了。先是村会计任鸿雁被突然勒令停职,所有账务移交给李家平。第五居民组组任新才,无意中发现任立军对组内事务指手画脚,俨然居民组长。他去找任立军,却被告知是李水龙安排的。再找李水龙,只得到一句“你别干了”,居民组长不翼而飞。第一居民组组长文腾换成任继红,第三居民组组长郑志国换成李平珠,第四居民组组长拓辰子换成拓栓柱,第六居民组组长任永志换成秦保雷。新组长都是李水龙骗子公司的“业务员”、得力干将,也都是年轻时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问题人物。

  有句俗话叫做“同行是冤家”。李水龙作为当地最大的骗子,理应对峪南村及周围农村冒出的骗子团体采取打击、限制等手段来保障自己能骗更多的外地人,赚更多的钱。其实不然,雷锋说过:“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骗子要想存活的更长久,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把他周围的人都变成骗子。所以在拿出大量钱财贿赂上级领导,寻求地方政府保护时,李水龙同样不遗余力地培植、扶持小骗子团体。在峪南村人们都知道想做生意缺资金,找李水龙;少门路,找李水龙;点子不高蒙不了人,还找李水龙。如果有人把自己的客户介绍给李水龙,李水龙给他的报酬比他自己做成这笔生意还多——峪南村的小骗子们不是哪笔生意都骗,小货主、低利润一般都按要求完成了,只有大宗交易、暴利时才施展骗子手段。李水龙有时候也会主动把自己看不上的生意分润其他骗子们,让他们沾点腥汤,从而对李水龙心怀感激。李水龙对峪南村里拉旗号、立山头、开苗圃、做生意的行为支持到何种地步?即以李水龙手下干将论,就有任立军的“汇源苗圃”、李家平的“晟源苗圃”、李平珠的“金科源苗圃”、秦保雷的“晋源苗圃”、任继红的“新星苗圃”……可以说,在峪南村存在着一个松散的骗子联盟,一旦触及他们的利益(如反对诈骗行为、提倡诚信经营等),他们就会迅速联合起来,死保李水龙,共同维护这棵“大树”不倒。2008年12月11日峪南村委换届选举,李水龙已经把峪南村闹腾得怨声载道、群情激愤,却仍以近2/3的高票当选新的村委主任,最大的票源就是这些骗子及其家属们。——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骗”在峪南村深入人心,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如果说年轻时的李水龙是在前辈的指点下“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骗子里手、行家,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的话,那么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则彻底将“骗”这一行当发扬光大。他做到了前辈们无法做到的一切——,登堂入室,一呼百应,遍地开花。从某点上说,称李水龙为大师也不过分。也许有人觉得危言耸听,那么现在就让我们通过网络搜索,来认识一下这个骗子大师及其皮包公司的真面目。

  随便选一个搜索引擎,百度、谷歌、搜狗、有道、爱问,都可以。这里推荐百度,不单是因为它功能强大,还有别的原因在其中,后面再说。任选关键字“绛县”“苗木”“涑源”“苗圃”“李水龙”其中两个或多个进行组合搜索,将搜索到的一系列网页稍加整理,就能到的我们需要的东西:

  1、首先我们需要先来肯定一点,那就是一个正经公司无论它做何种营生,它的公司名称(包括简称)都必须是确定的,而不能随意变更。可是在搜索结果中,仅“李水龙”名下的苗圃,就有“绛县人大涑源苗圃场”“绛县人大涑源苗圃”“绛县涑源人大苗圃场”“绛县涑源苗圃场”“绛县涑源苗圃”“绛县汪洋苗圃基地”“汪洋苗圃”“绛县汪洋人大苗圃基地”“汪洋人大苗木基地”“汪洋人大苗圃场”“绛县人大苗圃场”“绛县涑源苗圃有限公司”“涑源果品公司”“绛县涑源果圃有限公司”“绛县涑源人大林果站”“绛县田园苗圃基地”“绛县人大代表苗圃场”“速源苗圃”等十几个之多。排除李水龙先生一个人经营诸多苗圃、果品、林果公司这一可能性,那么结果就很简单了。如此随意地变更公司名称,不正说明它根本不存在吗?再举一例,有些网页中能够找到近乎搞笑的“绛县涑源米啊普”。试问天底下那些真正经营苗圃的人,有谁愿意自己的苗圃被称为“米啊普”?

  2、企业股东可以有很多,但法人代表只能有一个,这是常识。但在搜索结果中,相同的苗圃名称,比如“绛县人大涑源苗圃场”,既存在于李水龙名下,也存在于李汪洋(李旺洋)名下,还归“李村长”此人所有。前面说了,李汪洋是李水龙的化名,是为了便于蒙骗外地人,使他们不至于追究到“李水龙”头上的伎俩。那么这“李村长”是何人?我不相信一个当了三届村委主任的人,会将他的职务错写成“村长”——但他做了,本不应该而确实做了。其目的如何?无非是为了在外地客商心中强化“村委”这一概念,耍了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小手段。

  3、一个公司除了有固定的名称、法人代表,当然还少不了具体的所在地。可是网站上能找到的“涑源苗圃”(全当是简称吧)所在地,有比较盲目的“绛县”“运城市以东”(以东90公里),有比较具体的“古绛镇峪南村”“陈村镇郭家庄”“绛县中杨村”“阳光花园”,还有根本不存在的“绛县西关”“西关村”“城西村”……莫非李村长擅长游击作战?

  4、涑源苗圃的公司性质,个人企业、集体企业、国营企业(万业网)、政府机构(全球企业商务网)都有。前面介绍三级跳时已经说过,不再多言。

  5、在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网站的“企业信息查询”下,对涑源苗圃进行查询,无论是按企业名称,还是企业法人代表姓名查询,均找不到“涑源苗圃”这个公司。既然公司没有,肯定也不存在纳税记录,省事。

  以上事实无不证明所谓的涑源苗圃,根本是不存在的。既然它不存在,那么拿这个本来不存在的苗圃为幌子招揽生意的李水龙,显然系骗子无疑。

  作为种子种苗、农产品供应商(哪怕是皮包公司),把供应信息发布在果类供求、农产品交易、商业信息交流之类的网站上,实属正常。可是在“中国家装网”、“测土配方网”、“南京装饰网”、“中国砖瓦网”、“中国麻将机供求网”、“中国水协设备网”、“中国藤网”等十几家网站上都有他的供应消息,就有点匪夷所思了。更为离谱的是,就是这么一个卖点种子种苗、农特土产的皮包公司,在“全球企业商务网”上分类为“办公家具”、“中国家装网”上是“材料商”、“第五财富网”上归类于“禽畜肉及制品”、“中国企业网”上变成“家具用品灶具”……虚假信息,肆意散发,疯狂而可耻。

  骗子欺骗顾客殊为可恨,但为什么一再有人上当呢?骗子手段高超隐蔽性强是一个方面,地方势力的保护也算一个因素。可是如果没有互联网,骗子能闹到如此地步吗?从搜索中我们看到,许多网站为了获利,不加调查研究,不加分析判断,不加审核查实,就让骗子的虚假信息从自己面前经过,堂而皇之地散向全国各地,导致更多的人因为网络受骗,通过网络被骗。这难道是一句“信息真实性由发布者负责,与本站无关”就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吗?还有许多网站,打着促进苗木、农林、特产信息交流交易的旗号,收取会员费,为付费用户建立有偿主页,强化宣传效果。如果说前者只是疏忽,那么这类网站简直就是纵容,是骗子行骗的工具和帮凶!

  这些工具,这些帮凶,因为其网站性质、服务方向、辐射范围的不同,所能造成的影响也各不相同。这其中,最为李水龙看重和依赖的工具,就是我们耳熟能详,号称全球第一中文搜索引擎的百度网络!

  我们来看一个最直观的证据。以下几张截图取自百度网络运程办事处,前者是改版前的页面,后者是改版后的页面。从页面上我们可以看到,骗子集团“涑源苗圃”是被百度当做成功案例来宣传的。也就是说,是百度使骗子成功,或“从成功走向更大的成功”。从骗子反馈的信息我们也可以看出,因为参与百度竞价排名,骗子每个月付给百度网络广告费不下3千元,每年不下3万6千元。这还仅仅是向百度支付的部分,如果再加上其它商业流通网站的会员费、建站费、广告费,粗略估计骗子每年在广告支出上约8——10万元。这其中一大半都给了百度网络!给李水龙当伙计的人都知道,李水龙是个相当抠门的家伙,经常克扣手下的业务费和分红,气得他亲娘舅都不愿意在他手下干活。但是,就是这个农村俗话说的“抠到他姥姥家”的李水龙,为什么心甘情愿每年拿出几万十几万做广告?这点钱放在大公司可能连九年一毛都算不上,但注意,李水龙只是北方农村一个极小的骗子团伙首脑,为什么现在就不抠了,就痛快了?就算马云是他二大爷,可他连亲娘舅都不认了,还会认这个干大爷?显然,他是希望这几万十几万花出去,能给他带来几倍几十倍的回报——而他也确实做到了。这其中一大半的业务费都给了百度,一大半的功劳也属于百度!

  百度与骗子之间的“业务往来”仅限于广告吗?不是!运城绛县那一带人都喜欢上。可以说在绛县,“绛县吧”的影响甚至超过当地主流媒体,成为绛县人尽皆知的第一舆论平台。这本来是好事,说明深入人心,为广大群众所喜爱。但就是在的“绛县吧”里,网友曾经多次曝光李水龙及其骗子集团的丑恶嘴脸,无一例外遭到百度的后台封杀。凡有直指李水龙行骗真面目的帖子,存在不会超过三天。更多的是晚上发表了,第二天即踪影全无。如果说百度是“打击造谣诽谤”,可是绛县吧里明摆着属于造谣诽谤性质的帖子一再出现,却不见百度有何表示。为什么一涉及“李水龙”的帖子就成了删之而后快的“造谣诽谤、恶意中伤”?下面几个截图是网友发在绛县吧的一个帖子,原帖已经被百度删除,侥幸“百度快照”还能找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就是前面说“推荐使用百度搜索”的原因。

  李水龙的生意因为百度而做大,他对百度充满了感激。不但在各个场合说百度的好处,为百度竞价排名做活广告,更介绍其它骗子集团上百度做广告,参与百度竞价排。这都是李水龙在峪南村村委换届选举“汇报”时亲口提到的。

  可以说,李水龙骗子集团和百度网络根本是互相勾结,互相促进,互惠互利。受害者只有那些盲目相信百度、相信网络的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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